邬建峰
（本文刊于《江西晨报》2016.9.7.B16版时，回忆余兰英老师的文字被删）
邬建峰，1962年毕业于南昌师范学校。
1959年秋，我背着行李，第一次离家踏进了南昌师范学校，从此，开始了三年的师范专业学习。
开学第一天，班主任郭老师指着一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说，他就是我们班的副班主任李树红老师。
说他年轻，只因他比我们高两届，是提前毕业留校任教的老师。我们班从农村来的同学，有的年龄与他相差无几，有的甚至比他还大。由于年龄相仿，又刚由学生转换过来，他与我们兴趣相投，思想相通，很快就和我们打成一片。
一年级下学期，和我同桌的黄康宁同学，想退学去江西评剧团学戏。李老师就三天两头带着我去他家做工作，劝他继续留校学习。黄康宁虽然最后还是去了剧团，但他与李老师建立了友谊，经常去看望李老师，还送给老师自绘的戏剧脸谱。每次同学聚会，他都必定参加。
李老师由于年轻，思想活跃，又肯实干，班级工作很快就上来了。他和我们谈心，督促我们学习，组织我们活动，我们班的学习成绩在同年级中名列前茅，在各项竞赛中，累累获得好名次，夺得先进班红旗。
在南师，国家按规定每月发给每人九元助学金，这在当时足够一个人一月的生活费用，我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。当时，我班一位农村籍的同学收到一封家信，信封上面就赫然写着“南昌书饭学校”，一时成为笑谈。
仅仅一年，1960年，我国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，国际形势也发生了突然変化，打破了我们的平静生活。顿时，物资匮缺，粮食紧张。学校先后在朝阳洲、乐化开办了农场，以补贴师生生活。李老师临危受命，接受了开办乐化农场的重任。
李老师有一股很強的亲和力，同学们现在都是奔七的人，都与李老师有着浓浓的师生情，至今还经常与李老师聚会谈笑。李老师也乐于和我们一起外出旅游，甚至还相约去了趟韩国。
在老师七十大寿时，涂笑新敬送给老师的生日祝词写道：“欣闻恩师七十寿，学生堂前拜寿翁。楷模表率常效仿，真诚教导记心中。五尺讲台建功业，千树桃李遍地红。古稀不减当年志，老骥奋蹄追东风。”并赠送一幅中堂，题联：德高深受学子敬，义厚赢来朋辈亲。原省政协常务委员、儿童文学作家孙海浪，每有新作都会送给李老师，以求指教。
李老师有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，但他接受学校的安排，放弃了深造，成了我们的班主任。在工作中，他显示出很強的组织能力，有着对事物的敏锐洞察力。1959年，省、市建国十周年庆祝大会筹委会决定组建－支铜管乐方队，李老师据理力争使南昌师范在五、六个竟争单位中脱颖而出，获得了上级拨下的可观建队经费。然后，李老师从采购乐器、选拔队员、组织训练，只用了短短二十几天，就使几十个从未摸过铜管乐器的毛头小伙在国庆节那天，穿着印有大红“南师”字样的一袭白色队服，吹奏着《歌唱祖国》、《社会主义好》、《解放军进行曲》、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等进行曲雄赳赳地走过设在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大门上方的主席台，接受了省、市领导和群众的检阅。李老师也被省、市建国十周年庆祝大会筹委会任命为全市教育系统方队总指挥。
李老师没进过大学，但论文字功底、论组织能力，一般的大学毕业生都无法与之抗衡。他留校教过课，担任过校团委书记。他曾担任中共南昌市委宣传部干事、市广电局副局长，直到在江西省社联祕书长、常务理事、办公室主任岗上退休。
记得在二年级下学期，我们在乐化农场参加了一个月的劳动，又和担任场长的李老师在一起。
晴天，李老师与同学们一起上山开荒种粮。我们一起挖洞、播籽、浇水种南瓜。我想，孙海浪同学创作的、至今还广为传唱的《井冈山下种南瓜》，应该是在这里积累的素材。
一天，下着大雨，我们都端坐在临时搭建的教室里，等候着老师。李老师领着一位女老师走上讲台，向我们介绍。她就是我们三年级的班主任兼政治课老师——余兰英老师。
“余老师，江西人，南昌师范毕业，被保送到华东师大学习，毕业后返回母校任教。”李老师的介绍，一下子拉近了余老师与我们的距离。
余老师一直陪伴着我们毕业，直到送我们走出南师，走向社会。在毕业前夕，余老师送给我她亲笔抄录的革命英雄吴运铎的格言：“生活总不会是风平浪静，即使是一池死水，遇上风暴，也要掀起汹湧的波涛。在翻天复地的革命斗争中，谁幻想和谐和安逸，那简直是做梦。”余老师题写赠言的笔记本，我一直珍藏至今。
五十年来，我经常在同学聚会时拿出赠言本，与同学共同回忆在南师那段美好的时光。每当翻阅那纸张已经泛黄的留言本，余老师为我们深入浅出地讲解《矛盾论》、《实践论》、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》，与我们一起学习，组织我们讨论的情景就会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展现在我面前。
1963年元旦，我们应邀结伴回到离开半年的母校看望余老师。离校时间不长，我们见到余老师却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。
余老师把我们迎进办公室，悄悄地吿诉我们，她已经在办理调动手续，她还拿出囯务院办公厅的调动函。我们第一次亲眼看到鲜红的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”印章。原来，余老师的先生严鹏在外交部任职。严鹏老师也是南昌师范的毕业生，早余老师一年被保送到北京外交学院深造。
1994年，我借到北京出差的机会，特意到外交部看望了余老师。这时，严鹏老师任我国驻捷克大使，余老师任驻捷大使馆一秘、外交部干部司干部处处长。
两位老师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他们既是我的师长，更像是我的大哥、大姐。
